2026年4月，赤峰市元宝山区某带状公园广场内，未成年学生某甲(化名)骑行自行车时，与步行的居民某乙(化名)发生碰撞，致某乙受伤。某乙被紧急送医，经诊断为双侧额部硬膜下血肿、蛛网膜下腔出血、枕骨骨折，住院治疗15天。
交警部门出具《道路交通事故证明》，确认事故事实，但因涉案车辆为非机动车、事发地点为公园广场(非城市道路)，未就事故责任作出明确认定，形成“责任空白”。某乙出院后核算医疗费、护理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2574.26元，与某甲监护人协商未果，遂向元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经查，肇事者某甲系在校未成年人，其监护人法律知识匮乏，家庭经济困难。面对上万元赔偿诉求，监护人初始赔付意愿与某乙的索赔要求差距悬殊。双方私下多次协商，各执一词、僵持不下，诉至法院后情绪对立愈发明显。案件陷入“诉讼耗时费力、和解无望”的僵局——继续诉讼，伤者可能面临执行风险，未成年人则可能承受心理阴影。
元宝山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该案事实清楚、争议金额不大，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，适宜先行调解。根据诉调对接机制，法院将该案委派给元宝山区涉诉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调委会”)。一场在法庭之外的“柔性解纷”就此展开。
精准研判，厘清三组法律关系
调委会受理案件后，调解员第一时间梳理交警证明、医院诊断记录、损失核算清单等材料，开展全面法律研判，明确了三组核心法律关系，为调解工作奠定坚实基础。
一是责任主体。 某甲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，其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应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。本案赔偿责任主体为某甲的监护人，而非某甲本人。
二是赔偿范围。 某乙主张的医疗费、护理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等，符合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。核心争议不在于赔偿项目是否合法，而在于赔偿数额是否合理、双方能否接受。
三是诉讼风险。 继续诉讼将产生立案费、可能的鉴定费等额外成本。更重要的是，某甲监护人经济困难，即便法院判决支持全部诉求，实际执行也存在不确定性。同时，诉讼过程可能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和成长造成不良影响。
三组法律关系理清了，调解员也找到了破局的关键——既要依法维护受害人权益，又要体察监护人实际困难，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。
援调对接，补齐弱势方法律短板
法律研判之后，调解员很快发现了一个棘手问题：肇事方监护人法律知识有限，在调解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。若不加以引导帮助，不仅难以促成公平调解，还可能因信息不对称导致调解失衡。
“不能让弱势方‘赤手空拳’上谈判桌。”调委会主动启动“援调对接”机制，联系元宝山区法律援助中心，为某甲协调指派了一名法律援助律师，全程参与调解、提供专业指导。这一举措并非“拉偏架”，而是通过专业法律服务补齐弱势方的法律短板，确保调解在信息对等、权利平衡的基础上进行——这正是元宝山区司法局创新推行的“援调对接”机制的生动实践。
法援律师介入后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，向监护人逐条解读《民法典》中关于监护人责任、人身损害赔偿范围的相关规定，重点强调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二条“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”的规定，指出某甲骑行行为本身反映出监护人监护职责的疏漏。同时，律师结合案件实际，细致分析诉讼可能带来的后果——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、额外的诉讼费用负担，以及诉讼记录对未成年人未来升学、就业的潜在影响。经过深入浅出的释法说理，监护人的态度从最初的消极回避、推诿责任，逐渐转变为正视自身责任，愿意在法律框架内承担合理赔偿义务。
双向疏导，用情理融化对立情绪
在做好肇事方工作的同时，调解员将工作重点转向伤者某乙，充分兼顾其身心感受。某乙因头部多处受伤，住院治疗期间承受了较大的身体痛苦和精神压力，起初情绪激动，坚持要求全额赔偿，对任何低于诉求的调解方案均不予接受。
调解员没有急于“压数字”“求速效”，而是通过多次电话沟通、面对面交流的方式，耐心倾听某乙的委屈与诉求，给予充分的情感共情，让其感受到被尊重、被理解。
在建立信任关系后，调解员适时向某乙介绍了某甲家庭的实际困难——孩子正在读书，家庭收入微薄，一次性支付上万元赔偿确有难度。一句朴素而诚恳的话打动了某乙：“维权不是为了逼垮另一个家庭，而是得到一个公正、可行的结果。”
调解员进一步从现实角度分析：继续诉讼至少还需数月，即便判决支持了全部诉求，面对对方家庭经济困难的现实，实际执行也存在不确定性。与其承担这种风险，不如在调解中拿到一笔一次性到位的赔偿。某乙的态度开始松动，逐渐放下对立情绪，不再执着于全额赔偿。
居中斡旋，谈出双方“最优解”
经过多轮“背对背”电话沟通和面对面协商，双方诉求差距逐步缩小。调解员敏锐捕捉到“破冰”信号，在提出最终方案之前做了两项扎实的功课：一是逐项核对了某乙的医疗费、护理费等刚性支出，确认合理的底线大约在6000元左右;二是评估了监护人的一次性支付能力，大约在8000元上下。
有了这两笔账，调解员居中提出了调解方案：由某甲监护人一次性赔偿某乙各项损失共计7000元，某乙自愿放弃剩余差额及后续一切追偿权利，诉讼费由某甲监护人负担。
该方案一经提出，双方均表示可以接受。7000元不是简单的“折中价”，更不是“和稀泥”的产物——它既覆盖了伤者的核心刚性损失，又控制在监护人可承受的区间内，是法理与情理反复权衡后得出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双方当事人当场签订《人民调解协议书》。调委会第一时间对接法院，法院对协议内容进行审核后，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，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。当日，某甲监护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，一次性向某乙支付赔偿款7000元，诉讼费由某甲监护人负担。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室握手言和，此前的对立情绪彻底化解。一场持续多日的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圆满解决，真正实现了“案结、事了、人和”。
本案是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依托诉调对接、援调对接机制，高效化解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典型案例，对基层化解同类纠纷具有重要的示范借鉴意义。
一、诉调对接精准发力，实现纠纷高效分流
法院没有一判了之，而是根据案件特点精准启动诉调对接机制，将事实清楚、争议不大、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委派给专业调解组织。调委会承接后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“便捷、高效、低成本”的优势，在诉讼之外为当事人开辟了一条“柔性解纷”通道。调解成功后，法院及时出具民事调解书赋予强制执行力，实现了“诉”与“调”的无缝衔接。这一机制既避免了“案结事未了”的困境，也破解了“执行难”的后顾之忧，体现了基层多元解纷机制的实践价值。
二、援调对接赋能弱势，彰显调解公平公正
本案的一个突出亮点是，调委会主动启动援调对接机制，为法律知识匮乏、经济困难的肇事方监护人指派法律援助律师。这一做法补齐了弱势方的法律短板，确保调解过程中双方信息对等、权利平衡。法援律师提前介入释法，将法律风险告知前置，使监护人从“消极回避”转向“依法担责”。这正是元宝山区“诉调、公调、访调、复调、援调”五大对接机制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体现，也是人民调解组织提升专业性、公正性的有力证明。
三、情理法深度融合，破解矛盾核心症结
调解员始终坚持“依法调解、以情动人”，既严格依据《民法典》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、厘清法律责任，确保调解工作有法可依;又充分体察当事人的实际困难与情感需求，通过共情疏导、换位思考，化解双方对立情绪。面对伤者的愤怒，调解员先共情后分析，用“维权不是为了逼垮另一个家庭”完成价值引导;面对监护人的侥幸，调解员先普法后警示，用诉讼风险与执行不确定性促成理性决策。整个调解过程没有“和稀泥”，而是在法律框架内逐项核算、精准施策，最终提出兼顾双方利益的“最优解”，实现了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四、聚焦未成年人保护，传递法治温度
本案的成功化解，不仅妥善解决了赔偿纠纷，更注重对未成年人某甲的教育与保护。通过释法说理、责任引导，让监护人认清监护职责，让未成年人树立法治意识，避免了诉讼对其成长造成的负面影响，彰显了人民调解的人文关怀。同时，该案也警示广大家长：未成年人骑行安全无小事，孩子不懂法、家长顾不上，都不能成为监护失职的借口，唯有切实扛起监护责任，加强交通安全教育，才能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
当前，未成年人骑行引发的交通事故纠纷日益增多。此类纠纷看似标的不大，但处理不当极易激化矛盾，影响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。本案的实践表明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唯有立足专业、秉持温情，精准运用多元解纷机制，将释法说理贯穿调解全过程，兼顾法理与情理、公平与效率，才能真正化解矛盾、化解心结，实现“案结事了人和”，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法治温情与力量。(元宝山区涉诉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供稿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