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宋史》有载，北宋宰相蔡京，早年出身寒微，苦读登第后初入仕途，曾直言敢谏、体恤民情，因反对新法过激被贬，时人赞其有“骨鲠之气”。哲宗朝起复后，他凭借才学逐步攀升，徽宗时三度拜相，权倾朝野。然而，身居高位后，蔡京渐溺于权势富贵，勾结党羽排除异己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，设“西城括田所”强夺百姓土地，还主导“花石纲”之役，致江南民不聊生。他晚年更直言“既得天下，当享天下之乐”，府中珍宝堆积如山，奢靡无度。最终靖康之变前夕，其奸佞行径败露，被钦宗贬谪岭南，途中百姓皆拒售食物，饿死于流放途中，落得千古骂名。
古代登闻鼓制度的变迁恰与上例可谓是不谋而合。魏晋时期朝堂外设登闻鼓，专为百姓直诉冤情，鼓旁无阻隔，值守官“闻鼓即奏”;及至明代，鼓虽仍设，却增重重守卫，击鼓者先受杖刑，诉状需经数道审核。为何会如此?初创时以“通民冤、达民情”为初心，重民生诉求;后世皇权稳固后，惧“刁民妄讼”，渐堵民情通道。从“闻鼓即奏”到“先杖后审”，鼓的设置未变，却暗合制度推行中抛却为民初心、背离公仆本质的蜕变，恰是不能善始善终的生动写照。
历史从未走远，现实中，总有一些遭人唾弃的堕落者：他们早年扎根基层、心怀理想、志存高远，是群众眼中的“好公仆”、组织信赖的“排头兵”。但随着职务提升、权力扩大，却在灯红酒绿中迷失方向，在阿谀奉承中放松警惕，把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誓言抛诸脑后，只唯上不唯下，像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中祁同伟一样到赵立春家里哭坟，给陈岩石花园挖地。他们把手中权力当成谋私工具，逐渐公权私用、贪腐受贿，结果锒铛入狱，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。在他们眼中，一钱如草芥，万金不嫌重。这些人最终的结局也会如蔡京在举家南逃的路上所作《西江月》哀鸣一样：“八十一年往事，四千里外无家。如今流落向天涯，梦到瑶池阙下。”只会被世人唾骂、为群众所不耻。
剖析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，一个共性轨迹愈发清晰：他们大多数人没有扣紧官之初的“第一粒扣子”，没有想明白当官为了谁、应该依靠谁，而笃信“圈子文化”“一切向‘钱’看”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”等歪理邪说，从一顿饭、一份礼的“小节失守”开始，逐渐陷入“温水煮青蛙”的泥潭，台上喊着正义、心中背离初心，最终脱离群众背叛人民。这些案例深刻警示我们：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，党纪国法面前既没有免罪的“丹书铁券”，也没有所谓“铁帽子王”，无论身份地位如何特殊，只要触犯纪法红线，就必将受到严肃惩处。正如老一辈革命家彭德怀所言：“共产党员要像扫把一样供人民使用，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。”这既是对党员干部权力观的深刻诠释，更是时刻提醒着我们，必须始终牢记初心使命，严守纪法规矩。
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。”党员干部的权力源自人民，初心应始终系于人民。无论身处何种岗位、手握多大权力，“人民公仆”的身份绝不能改变，“为民造福”的使命绝不能忘却。焦裕禄在兰考的风沙中种下“焦桐”，用生命诠释“为人民而死，虽死犹荣”，临终前仍牵挂着兰考的庄稼长势;谷文昌在东山岛植绿二十载，“上战秃头山，下战飞沙滩”，把荒岛变成绿洲，留下“不治服风沙，就让风沙把我埋掉”的誓言;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，扎根脱贫一线，用青春和生命践行“只有扎根泥土，才能懂得人民”的信念……对一代代共产党人而言，这种坚守是心中的罗盘，指引他们不偏航向、不忘来路;这种担当是肩上的压舱石，支撑他们攻坚克难、行稳致远。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，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，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，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。人民至上的重大原则，深刻回答了“我是谁、为了谁、依靠谁”这一关乎发展本质的根本性问题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宗旨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党的领袖人民情怀的集中体现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。坚守人民立场是事业的“根基”，砥砺初心使命是前行的“梁柱”，唯有筑牢根基、挺直梁柱，才能搭建起为民谋福的“大厦”。
当前，世情、国情、党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，为此，党员干部当以自我革命精神刮骨疗毒、强基固本，以民为镜、以廉为尺，保持公仆本色。常修为民之德，常思贪欲之害，常怀律己之心，做到亲民、务实、守廉。“亲民”就是俯身听民声、察兵情，把群众和官兵急难愁盼放心头，用脚步丈量民情、用真心化解兵忧;“务实”就是实干践初心，摒弃虚功、力戒浮华，不搞花架子，以实绩兑现为民承诺;“守廉”就是清心律己身，过好权力、金钱、亲情、社交、生活“五道关”，算好政治、经济、名誉、家庭、亲情、自由、健康“七笔账”。同时，要始终对人民和官兵心存敬畏，恪守权力边界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、情为民所系、利为民所谋，永葆清廉公仆的政治本色。(侯志铮)